准許我進入醫業時：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
我將要給我的師長應有的崇敬及感戴；
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
我將要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
我將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我的同業應視為我的手足；
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
我將要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自從受胎時起；即使在威脅之下，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道。
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定。
－ 1948年日內瓦宣言
1981年3月30日，美國總統隆納雷根遭到槍擊，被送往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進行胸腔手術前，雷根脫下氧氣面罩，跟醫療團隊開玩笑：「我希望你們都是共和黨的。」領頭的醫師Joseph Giordano其實是支持民主黨的，卻在這時說了一句傳頌數十年的話：「今天，總統先生，我們都是共和黨的！」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永和遭到槍擊，為隔天的五都選舉帶來很大的震撼，從選前一直吵到選後。許多人質疑槍傷的真假，台大創傷部主任柯文哲出面聲明：「我看過傷口，看過電腦斷層，我是深綠，難道你們不相信我嗎？這絕對不可能是造假！」
曾經有一個美國男孩，被診斷出罹患閱讀障礙。他的父母沒有放棄他，尤其是媽媽，陪著孩子一點一滴矯正問題。有如奇蹟一般，這個孩子不但沒有陷入常見的學習障礙，長大後還唸了劍橋和耶魯，甚至搖著筆桿當上了記者，成為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然而，這個感人的故事卻有對反的另一面。隨著年紀漸長，這個兒子的性向也越來越明顯，他是個同性戀。在他的父母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同樣也沒有「放棄」他 － 他們也想用與當年同樣的愛來「幫助」這孩子，希望能矯正他，就像當初一起克服閱讀障礙一樣。想當然耳，這孩子不認為應該如此，對他來說，閱讀障礙是一種疾病，一種失能，但是性傾向卻是他的自我認同，是他的身分，父母怎麼可以混為一談呢？於是乎，親子之間沒有交集，只能漸行漸遠。然而，這兩個對反的面向，卻都只是故事的序曲而已。
1993年，長大後的孩子替《紐約時報》採訪美國的聾人年度大會，他非常訝異地發現，這些聾人幾乎都以自己身為聾人而驕傲，他們可以用手語吟詩，每個地方甚至每個人的手語都還有自己的特色，他們不但不想要使用助聽器，不想要學會說英文，甚至視植入式助聽器手術等新科技為大敵，認為那是聽人想要摧毀聾人自我認同的武器，那態度就像同性戀對各種「矯正」性向的方法一樣。年輕的記者驚覺原來自己有那麼多錯誤的印象，聾人不是很需要幫助嗎？我們不是應該要快點讓他們變得跟我們一樣「健康」嗎？原來自己其實跟自己的父母一樣，當站在多數、正常、有能的那一邊時，都不會去思考到底什麼算是失能與疾病，什麼算是身分與認同。於是他發心要造訪各地，採訪那些跟家人也很不一樣、跟主流社會價值格格不入的少數者，包括聾人、侏儒、唐氏症、自閉症、思覺失調、身心障礙、神童、遭姦成孕、罪犯、跨性別。過了將近20年，他終於完成心願，寫下了一本厚達900多頁的好書，在2012年被許多媒體選為年度好書，書名叫《Far From the Tree》。今年9月，台灣也出了第一本中文本，取名為《背離親緣》。
20年磨一劍，Andrew Solomon這本書確實令我讚賞不已。以前在部落格中曾數次提過，甚至還曾趁機向一些出版社推薦此書，但是光看到厚度就讓人打了退堂鼓，甚至還有出版社的老闆問我：「這書這麼厚？你願意當翻譯嗎？」說實在話我當時有些躊躇，雖然我是「自由的矛」，但是畢竟也有例常工作要接，難有時間譯這又厚又硬的書，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真的很喜歡這本書，而且也擔心萬一被洪蘭染指（以這書的主題和內容，如果交給天下等大出版社的話恐怕不免交給洪蘭）。不過反正後來也沒下文，似乎沒人打算買下版權，直到前兩個禮拜我才知道大家出版社要推出中文版了，拆成上下兩集，分別在9月和11月上市。看到有人願意親身「犯險」，實在是功德無量，只是上市一陣子了，居然市場上一片靜悄悄，沒造成什麼話題，出版社也似乎沒有什麼在宣傳或打書（也許是想等出齊了再說），頗令我感到意外，因此才動念寫篇文章，談談為什麼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要讀。
談書的文章還有好幾篇沒寫，不過這兩天的新聞讓我有點感觸，所以插個隊，談一談現在最熱門的話題 － 柯文哲颱風天窩在家裡吃飯。
這一年來我越來越不喜歡在部落格上寫太熱門的時事議題，一來是老人家的無聊叛逆心態，看到各家名嘴公知都在搶著寫，生恐晚了一兩天話題就冷了，我就不太想湊熱鬧。其次，我越來越覺得台灣是一個不想好好講道理的地方，或者說，沒時間講道理的地方。大家都只想把問題快速解決，所以從來沒有什麼「一碼歸一碼」，所有的議題都是撒尿牛丸，黏成一團化不開。我們沒有就事論事的本錢，靠著比西方國家還惡劣不知多少的對話基礎，卻被迫要談比人家更難解的那些話題。看到檯面上不只是政治人物在爭權奪利，下頭的網路公知們也莫不在爭出頭，搶話語權，讓我反而越感心冷，總覺得就這樣躲在自己的小圈圈裡好了，讀自己想讀的書，跟朋友聊幾句閒話，足矣。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聊柯文哲的事情？事實上，我想談的不是柯文哲或薛香川，而是這事件背後，台灣人（民）的心態。
昨天下午跟朋友到師大附近的「公共冊所」去掃貨，因為他們要（暫時）歇業了，二手書籍五折出清。既然便宜所以就放膽亂買，反正一本平均都不過幾十塊錢，我挑了本Alice Munro的小說《親愛的人生》（Dear Life），其實我有英文版，而且看過好幾次了，但因為喜歡，所以覺得中文版也可以買來看看（這好像是我的壞習慣）。我跟朋友聊起Munro的小說，認為是典型的「純文學」，即使是故事的情節很驚奇，但是仍然以人情世故為主軸，情節只是輔助而不是主體，這以後我會寫幾篇文章細談，在此且按下不多說。我舉了另一本Munro小說的篇章為例，是《太多幸福》（Too Much Happiness）的第一篇小說〈空間〉（Dimensions），這是非常驚悚的故事，原本我舉這例子只是想說明純文學的一些特色。晚上回家後，想起這篇小說在故事底下的故事，一時興起上網查了一下，中文網頁固然幾乎沒有人談，讓我驚訝的是國外也沒什麼人深談，而且就算有談的全部都沒有看到（我認為）這篇小說最重要的謎團與暗流，因此我決定來談一談這篇小說，沒看過的人最好先去找來讀讀看，一萬字左右而已（能讀英文的話，這裡有英文版）。
其實我讀Alice Munro的小說也是這兩年的事而已，對，就是在她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才開始的，從前我只在紐約客讀過一兩篇（像是這篇），而且讀得有些草率，並不覺得哪裡好。直到近來細讀她的書，才發現原來有這麼驚人的魅力。常聽人說Munro的小說「耐讀」，確實，她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心理刻劃，但這只是耐讀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她的寫作方式有太多潛藏的暗流，讀者必須不斷探索才能慢慢找出真正的故事全貌。就像叔本華給讀者的建議：「讀本書兩遍，別無他法」，Munro的小說也起碼需要讀兩次，因為她最厲害的功夫是在故事裡頭藏個另一個充滿謎團的故事，就像偵探小說一樣，她透過多方暗示給你線索，你必須一讀再讀，讀前一兩次你會讀到謎團（但功力不夠、不懂人情世故的話就不會覺得有哪裡奇怪，當然也就沒有謎團了），再繼續多讀幾次，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細節都有意義，原本看似渾不著意的小地方，原來就是線索。就跟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一樣，但是更婉轉更有味，功力一等一。
因為Munro的筆法，導致她（後期）的小說有一個重要的特色，所有的角色都是精心安排的，每個發生的事件都是千錘百鍊、深思熟慮後才寫下的，角色之間彼此的呼應、對照、因果關係尤其重要，很多看似閒話的小地方往往潛藏著暗流，對話更往往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你必須先猜出該角色的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才能看出對話真正的意義。〈Dimensions〉就是一篇這樣的作品，以下我會分項來談這小說裡的機關，不想踩到雷的人請在此打住。
我喜歡看新聞，除了我們自己的新聞台，其他各國的我也會看，尤其身在國外的時候，我都會看看他們的新聞和廣告在播什麼，不只是為了吸收資訊，而且我認為從這兩者之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個性與偏好。相較之下，戲劇就常會戴著假面具，只給你看他們希望你看到的東西，但是新聞和廣告就比較像真心話，訴說著這個地方的人喜歡些什麼。台灣作為「新聞大國」，擁有密集到氾濫的新聞頻道，當然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有些很容易了解，也有些奇妙的現象，我想說說其中一個切面，希望由此窺探台灣媒體乃至於台灣人的幾個性格面向。
七月將至，算算這一年來台灣真的是在國際上特別「露臉」，從去年下半年起算，復興空難、高雄氣爆、復興又空難、囚徒劫獄、樂園氣爆，每一項都引起國際媒體關注。Shit happens，這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的「後設報導」，也就是報導人家如何報導我們，你總是可以看到事件發生後不久，各家媒體一定都會出現一種新聞，告訴大家「針對OOO意外事件，國際媒體也大幅報導，包括CNN、BBC、NHK…」，而且不只是細數有哪幾家媒體有報，連報導的時間長度、放置的版位如何等等也都要解說，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我印象中不曾在西方媒體中看過類似的報導，除非是哪個媒體說出了很奇特的東西，不然為什麼要告訴國人「有哪個國家花了多少時間來告訴他們的人民我們發生了什麼慘事或壞事」？相較之下，那種報導「台灣之光」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揚眉吐氣、人家講了我們什麼好事就想出口轉內銷的心態還比較正常一點，畢竟這是一種弱者的常見心態，甚至就連大國也偶爾難免。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快點公告周知自家鳥事的能見度呢？而且不只是一家媒體，也不只是一次事件，而已經是長期且必然的報導模式，代表民眾的確是喜歡看這種新聞的，某個意義上還可以說已經是台灣常見的「國際新聞」類型之一，當真是舉世一奇。
為什麼我們會產生出這麼特別的新聞類型？我心裡沒有確切的答案，不過我認為倒是可以從這種新聞想表達什麼來觀察，尤其是新聞背後的潛台詞，可以對應到許多台灣人與台灣媒體的常見心態。我列出比較明顯的五點，也許不能說是這種「後設報導」的原因，但起碼都有相干，或者借用韋伯的話來說，有選擇性親和的關係。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比較，也可以看出這種報導的失準，甚至是荒謬。
為什麼要讀書？或者說，人非要讀書不可嗎？不讀書的就是懶人笨人嗎？如果你從每個個人來看，我認為讀書並不必要，甚至也不重要。出社會多年來，我看見過一些腦子很活的人，有的是廚師，有的是公關，有的是業務，他們既沒什麼時間讀書，也無心於書本，然而他們對於自己的職業和生活有很敏銳的洞察力，觀察之細每每讓我訝異。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我們似乎很難講他們如果不讀書就會如何如何，畢竟我們不太可能找到一個跟他們境遇類似卻剛好愛讀書的對照組。然而我有另一個觀察，這種人在「成功」之餘，往往也會很喜歡發表對專長事物以外的看法，而且通常都是很武斷，甚至偏狹的見解。碰到這種時刻，我心裡就會冒出孔子的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當然，孔子這話的原意多少跟我要表述的不同，我是把「質」類比為自己的觀點和判斷力，而「文」則是要吸收他人的思維。對我來說，上述的那種人對世界確實是有觀察力、有好奇心的，他們通常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有出色表現，然而一旦跨出了經驗與眼界之外，這種積極的發言態度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寡聞少識。想要「文質彬彬」，最好也最快的方式，還是得靠讀書才行。
也許有不少人會覺得我的描述有些空泛，甚至會說：「我怎麼就沒碰過你說這種人？」其實我們都看過的，只消打開電視，每天都會有這種人上場，他們還有個現在已經不太好聽的頭銜，叫做名嘴。
先從前陣子發生的一件小事講起。
到某大出版社跟幾個人開會，會後主管級的人物剛好看到我的公事包裡塞著一本書，好奇之下問我那是什麼，我拿了出來，是Jared Diamond的《昨日世界》。不知為何，對方居然表現出很有興趣的樣子，問我這書在講什麼（大概以為是科幻或歷史小說），我想了想，單談這本書有點不好說，因為主題雖然簡單，就是談一些原始部族的生活模式，可是Diamond的寫作目的要跟他其他的書放在一起談才有意義，而且講得太粗略也難以讓人知道這書好在哪裡，我已經看過兩遍，還是不時可以透過比較參照而獲得啟發。於是乎，我改成跟對方講比較適合獨立看待的《槍砲、病菌與鋼鐵》，用倒述的方式回推強勢文明的環境條件，對方聽完覺得好像還挺有趣的，可是冷不防補上一句：「聽你講這些好像回到學校聽課喔。」不禁讓我聯想到，約莫在一年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我跟兩個友人在台北車站二樓的美食街吃飯聊天，大長桌上用餐的人來來去去，認不認識都得比鄰而坐。那次我聊的書是《21世紀資本論》，以及在國外（那時台灣還沒出版）引發的一連串效應，講著講著發現旁邊坐著的一對約莫三十歲上下的情侶，男的也側耳在仔細聽，待我說得差不多了，那男生竟轉過頭去跟女友說：「好像回到大學裡在上課喔。」
也許有人以為我講這些是想炫耀顯擺。真的不是，我是對於他們的用字感到興味。「像是回到學校聽課」是他們聽到我「說書」之後的共同反應，然而我都是順著對方的問題在回應，甚至是在對話，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老師都不是這樣在上課的。我甚至可以倒過來說，如果我真的像是一般老師在講課那樣照本宣科，他們也不會聽得饒富興味，與其說那是在講課，倒不如說像書評。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說呢？我想了想後，不禁懷疑原因就在他們並沒有其他類似的經驗，所以只能拿上學聽課來類比。講得更白一點，我懷疑他們都沒有讀書或談論知識議題的習慣，所以「學校老師」是他們腦子裡最快想到（甚至唯一能想到）會這樣說話的人。這樣講可能會讓有些人質疑，我前頭談書的對象不是出版社的人嗎？我怎麼會懷疑對方很少讀書呢？這說起來有些悲哀，別忘了出版業在這幾年的調查裡常常都名列於血汗工作的排行榜前頭，除了少部分人因為興趣或職務而能保持閱讀習慣之外，大多數的出版從業人員都沒什麼時間與興致多讀書，通常都只是在「翻書」而已，尤其是翻翻別人家出了什麼書，看看封面，看看裝禎，看看文案和目錄，此外如果還能再仔細看十頁內文的話就已經算很不錯了。
除了揣想對方有無閱讀習慣，我對這兩次經驗還有另一個後續的探問 － 既然他們已經對這些書感到興趣了，那之後會不會去找書來讀呢？我想不太可能，或者應該這樣說，根本太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