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吃飯的父母

談書的文章還有好幾篇沒寫，不過這兩天的新聞讓我有點感觸，所以插個隊，談一談現在最熱門的話題 － 柯文哲颱風天窩在家裡吃飯。

這一年來我越來越不喜歡在部落格上寫太熱門的時事議題，一來是老人家的無聊叛逆心態，看到各家名嘴公知都在搶著寫，生恐晚了一兩天話題就冷了，我就不太想湊熱鬧。其次，我越來越覺得台灣是一個不想好好講道理的地方，或者說，沒時間講道理的地方。大家都只想把問題快速解決，所以從來沒有什麼「一碼歸一碼」，所有的議題都是撒尿牛丸，黏成一團化不開。我們沒有就事論事的本錢，靠著比西方國家還惡劣不知多少的對話基礎，卻被迫要談比人家更難解的那些話題。看到檯面上不只是政治人物在爭權奪利，下頭的網路公知們也莫不在爭出頭，搶話語權，讓我反而越感心冷，總覺得就這樣躲在自己的小圈圈裡好了，讀自己想讀的書，跟朋友聊幾句閒話，足矣。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聊柯文哲的事情？事實上，我想談的不是柯文哲或薛香川，而是這事件背後，台灣人（民）的心態。

中午看到壹電視對柯文哲颱風天在家吃飯的報導，裡頭有國民黨立委罵柯文哲的記者會，以及把上頭那張「柯文哲 V.S. 薛香川」對照表拿來談以外，最後還像是撂狠話補了幾句：民意如流水，這次台北市又沒什麼重大災情，跟2009的八八風災怎麼能比，國民黨這樣玩小心傷了自己。我相信這種講法會被很多偏藍的民眾罵說是雙重標準，然而我卻覺得壹電視新聞說得沒錯，這事情對柯文哲傷害很小，過度操作反而會有反效果，因為這就是台灣人的習慣，應了那句德文俗諺：結局好，一切都好（Ende gut, alles gut）。換句話說，反正沒出什麼大事情，那麼計較太多也沒什麼意思，「失職」或「失能」只有當造成「失誤」的時候才會讓大家想要好好計較，否則通常只是政敵們罵個幾句，頂多成為幾十秒的新聞而已，不痛不癢，過個幾天就沒人記得了。

然而，反過來說，如果運氣不好，真的碰上了重大災情，我們民眾和媒體會立刻啟動一套搜尋引擎，找尋可以怪罪的對象。我這裡說的不是正常意義下的「咎責」，例如去年韓國歲月號沉船，總理鄭烘原下台，這代表災難有部分要歸咎於政府，不論是作為或不作為，總之是為人禍負責，這是正常國家的通例。我們的問題是會事後諸葛，找不需要怪罪的地方來怪罪，例如當年的薛香川，因為在風災時吃個父親節晚飯而丟了官，大家不但指責他殆忽職守，更重要的是他「犯/飯後態度不良」，被罵居然敢回嘴。可是我從頭到尾沒有聽過有任何人指出薛香川到底是哪裡廢弛了職務，他吃了那頓飯到底耽誤了什麼公事、造成了什麼損害，好像這並不重要。這次柯文哲的事情也一樣，討厭柯文哲的人卯起來罵他窩在家裡殆忽職守，尤其大家還要比較一下：「你看朱立倫都睡在防災中心了，你怎麼可以跑回家？」說老實話，這不禁讓我聯想到台灣人最討厭卻也最改不掉的加班文化，不論事情做完了沒，老闆就是不喜歡看到員工早早下班，所以只要老闆還盯著，辦公室裡沒有人想要第一個先走。作為人家的員工，我們好像都很痛恨這套虛應故事的職場文化；然而一旦成為「老闆」，我們對於「公僕」的要求卻沒什麼不一樣。

猶記得2012年，颶風珊迪侵襲美東，紐約受創甚重，隨後輿論開始檢討政府的防災與應變機制，例如紐約市長Michael Bloomberg就受質疑是否太晚宣布關閉地鐵與學校，不如紐約州長Andrew Cuomo那樣果斷，因而導致更大的生命財產損失等等。然而，我從來沒有看到有人會問大富豪Bloomberg睡在哪裡、吃飯吃多久等等，雖然那是個超級大賣點（想想如果連勝文是台北市長，颱風天留在帝寶吃飯，我們媒體會下什麼標題？），但美國媒體根本不把那個當成是重點，市長僅應該就他自己權責範圍內的事項接受檢驗，而不是因為有了災情，所以身為父母官就得要當「the fall guy」。如果按照我們台灣人的標準，美國作為世界的超級強權，美國總統非得做到過勞死不可，然而我們都知道，美國總統度假的時間比絕大多數東方國家的元首都多，雖然去年確實有不少媒體在爭論歐巴馬和小布希到底誰休的假比較多，結論似乎是小布希遠多於歐巴馬，然而很少有人會用這一點稱讚歐巴馬或譴責小布希，更有甚者，還會有共和黨的人跑出來呼籲要讓歐巴馬多點休假，告訴大家把總統操翻了對人民一點好處都沒有。這等情況，在台灣可謂天方夜譚，與其檢討水庫該不該洩洪，大家更有興趣檢討市長在哪裡吃飯睡覺，最好他們根本忙到吃不上飯、睡不著覺。如今既然抓到「把柄」，豈有不往死裡打的道理？

看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說：「可是政府首長待在防災中心，萬一有什麼緊急狀況就可以馬上下達指令，這樣可以減少很多問題啊！」的確，這說法不是沒有道理。可是我恰恰覺得這道理的背後反映了台灣（人）另一項毛病，不相信「專業制度、分層負責」。美國總統度假的時候，不代表國家正在空轉，大家一樣做自己該做的事，真的碰上該總統管的事再去吵他就好，理想狀況中我們也該如此，可是不論馬英九或柯文哲都沒有這種「特權」，我們民眾就是期待有個大頭坐鎮中樞，一有任何狀況，馬上一聲令下，跳過所有的官樣程序，省掉一切的行政規章，輿情立刻上達天聽，最好父母官們還要親臨前線，一方面是監督指揮，二方面是防止下面的人蒙蔽視聽，這就好像當年的皇帝要走出朝廷巡視天下一樣，有多少效果雖然很難說，甚至會不會反而是妨礙多於幫助也無所謂，起碼人民有攔轎喊冤的機會，而且也好叫他們體會體會人民如何受苦。沒錯，就是那四個字，苦民所苦，我們希望越大的官越要苦民所苦，雖然心底深處我們都知道根本不可能，但起碼他們得要裝出一副很苦的樣子，否則我們看了不爽，感覺就更苦了。至於實際上怎麼運作會比較有效率、合乎人性，拜託我們只是小老百姓不要跟我們講那麼多，我們只是想要感覺爽一點而已，這麼謙卑的要求，配合一下，很難嗎？

柯文哲還算幸運，台北市這次不算受到太大損害，甚至還有「災區」變成了景點（沒錯我就是在講那兩個郵筒），所以這次的在家吃飯風暴不久會就會平息。結果好，一切都好。相較之下，薛香川就是個倒楣鬼，他碰上的是百年不遇的大災，所以必須「扛起責任」，哪怕他並不是主事的行政官僚，哪怕大家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麼、沒做什麼，哪怕我們也知道這些事情都有一套機制，可是誰叫他運氣不好？只好認了吧，這是台灣的悲哀，我們的監督永遠停留在賭運氣的層次，運氣不好，就算一切照著規矩走也還是不行，因為我們不相信制度，因為我們期待父母官都要愛民如子。這是個人治的社會，充滿了大政府心態與父母官主義，就像孩子病了，轉頭卻看到父母開開心心在吃飯，難道不該罵嗎？父母們難道不該用盡一切必要與不必要的手段，只是為了讓孩子盡可能舒服一點嗎？

於是我們永遠都只有長不大的人民，永遠期待著根本不存在的父母，卻有一大堆真實存在的無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