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深度的虛偽，有文采的廢話

「人間愉快」出自世新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曾永義的文章，題目談到為了人間愉快，要具備擔荷、化解、包容及觀賞四種能力。蕭麗華表示，題目中四種能力不一定要全都提到，但要高分需要「有深度」的人間愉快。例如到海外當志工，在助人過程中，不但解除自己心中的鬱悶，受助者感謝的眼神，就是人間最好的回饋。她表示，一位考生採論述方式講到承擔生命的意義及如何化解，涵蓋題目中四種能力，且文字優美、結構完整；原本閱卷老師要給滿分，因有三個錯字，被扣一分，拿到廿六分。蕭麗華指出，只談到膚淺的快樂，不會高分，例如開party很愉快等；還有搞笑的文章，有考生寫泡一杯錫蘭紅茶、放音樂，宛如進入英國皇家般的生活，接著就寫了五十六個「哈」，拿不到A等。

上面這則報導，談的是這次學測的作文題目「人間愉快」，相關議題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迴響，網友們紛紛發表意見。
想當然耳，網友的反應多是痛斥、哀嘆、挖苦，而且不只是針對題目，很多人也認為蕭麗華所言大有問題，
什麼叫「膚淺的快樂」？為什麼只能追求你們所認同的那種高級？其實，我看到新聞裡「泡紅茶」的那個例子時，
馬上想到的是《追憶似水年華》裡的橋段，普魯斯特談他小時候喝的一杯熱茶，還有泡到熱茶裡慢慢化開的餅乾，
光是寫這些就花了極大篇幅（記得好像二十頁左右），在茶湯裡尋找快樂的記憶，堪稱「超級悠長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確幸」。
這樣算不算膚淺呢？是不是為了寫而寫、為了回憶而回憶呢？膚淺不膚淺到底是誰說了算？
就像寫「開party很愉快」不能拿高分，有個網友說得好：「以前我在課本上讀到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大家喝酒開趴打嘴炮，實在很快樂的樣子。沒想到現在連李白都屬於膚淺的那一型了，文學的進步實在一日千里。」
再不然，看看陶淵明寫的：「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友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根本就是個酗酒等死的臭老頭嘛！
如果陶淵明生於現代，這個人便是個標準的「爛草莓」，工作不爽就離職，跑回老家學別人玩自然農法，可是連種地都種不好，
而且教養失敗，小孩子個個不成材，這老爸不想想怎麼矯正孩子，反而說：「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繼續狂喝酒，
看過他的詩文，可以發現裡面充滿了小愛小惡、小喜小悲，更顯得一事無成（也沒去過海外當過志工），難道還不膚淺嗎？

這種作文評比，不僅膚淺的標準有因人而設之嫌，我認為其中還有一種「官大學問大」的毛病，
這並非考場、官場獨有，職場上也常看得到。我常看到華人的老闆會對員工的生活態度、人生觀點指指點點，
這在西方人看來是很奇怪的現象，憑什麼你職務比我高或是你付我薪水，就代表你比我更懂什麼是更好的人生？
我以前的美國老闆是個很八卦的傢伙，常會跟另一個也在台灣當老闆的西班牙人交換彼此公司員工的笑料，
其中包括許多西方人覺得奇怪的習慣與家庭觀、人生觀。然而私底下笑歸笑，在我們面前他絕不會對工作以外的事說人長短，
更不可能質疑我們的人生觀。相較之下，台籍的老闆就喜歡叨唸些「你的眼界太窄了」、「你怎麼那麼沒有企圖心」、
「你就是愛計較些小事，我告訴你，做人的格局要大一點」（通常講這句話的老闆反而都特別小器）等等，
更別講三杯酒下肚後，有多少人聽過老闆開始吹噓自己不僅比別人更懂賺錢，而且也比別人更懂得人生的道理？
這種擺出一副「我比你『成功』，當然比你更懂人生」的模樣，改作文的老師們難道沒有同樣的問題嗎？

從小我算是蠻會寫作文的人，中學以後更幾乎永遠是班上作文最高分的人，但是我幾乎完全不記得當年到底寫了些什麼東西，
原因很簡單，雖然我盡量不寫得八股，但是考試的作文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寫得再有模有樣，也是為了寫而寫。
今天作文考試最大的問題，就是硬要學生大談自己沒有特別感受或意見的事情，當然通篇都是廢話和假話。
這個問題，很早以前梁啟超就已經提出來過了，他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或說演講錄），
裡面談的很多問題，很不幸地，在現今依然是大問題，像是他很反對出個題目後就要學生即席寫一篇文章，
這叫「瞎想」，瞎想的結果就是亂編，結果就是「敗壞文德」，而這正是現在作文考試最明顯的問題之一。
記得我當年考推甄時作文的題目是「樹」，結果一票人都寫回鄉下到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家中爬大樹的回憶，
老師們看了也知道是編的，但是這題目這麼空、這麼不明確，在時間壓力之下你要叫一個高中生寫什麼出來？
其實老師們也知道這個問題，但還是害怕，縱然作文教學有千般不妥，萬一不考作文，學生的書寫能力就一點不賸了，
畢竟咱們的學校教育一向只注重跟升學相關的科目，而現在的學生書讀得少、網路用得多，中文能力岌岌可危，
所以就算是亂編也沒關係，重點是要訓練他們「寫得出來」，至於寫作的內容，等日後學生慢慢再去學好吧。

我認為，這種「先求筆下有言，再求言之有物」的作文理念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甚至有些地方也跟梁啟超的意見相合，
因為他認為作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教「規矩」。然而，學會規矩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學會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見，
要把「該說的話，或要說的話不多不少地照原樣說出，令讀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先知道自己要說什麼」是必要的，
如果學生本身還沒有想法，結果就開始練規矩，老師們也就只能改改他們哪裡詞句不好、哪裡有錯字等等，
更糟的是，這種情況下的所謂「寫得好」，其實也不過是比較會堆砌文字，懂得用華麗的詞藻構作出精美的文章而已，
這不僅是梁啟超最反對的「不言規矩而專言巧」，也是英國大作家George Orwell最痛恨的文風，是「debasement of language」。
其實也不只作文教學如此，連同我們的國文教學也是如此，課本裡選了太多的「美文」，但是很少有充滿思辯的文字，
同樣也缺乏對社會議題等實質內容的關心，這點我在以前的文章〈不和諧、沒標準，辭達而已矣〉已經談過了，不再贅述。

重形式不重內容的結果之一，就是教學時會「重量不重質」，要學生「盡量多寫」，而這也是梁啟超所批評的，
「現在的中學生至少一星期作一篇文，不但中學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連梁啟超都做不到，
學生怎麼有辦法不會言之無物？有這種寫作要求，老師當然也就一直在改一堆廢話、空話、假話、胡言亂語了。
我同意梁啟超的想法，與其多作不如少寫，讓學生去檢索資料，甚至是老師主動提供資料，讓學生寫讀後心得，
當然一定會有些學生上網抄襲、剪貼，或是很多人依舊拖到最後才急就章亂寫些東西，這些都是多少免不了的，
不過起碼比現在完全只是在空口說白話好些，畢竟以後上了大學、出了社會，學生們其實根本用不上即席寫作，
就算只是上網剪剪貼貼，對於日後工作的幫助也遠大於逼他們從腦子裡擠出東西來，那只是講假話而不打草稿。
碰到抒情文的題目，學生們得要學著怎麼揣摩閱卷者的意見，如何才能讓老師們覺得有深度有品味；
碰到議論文的題目，學生們得要學著怎麼裝做有自己的意見，如何才能明明沒話講又講出一堆東西。
學生和老師被逼著彼此虐待對方，學生在學校裡學到了跟政客一樣扯東畫西、看人說話的能力，這是我們教育的目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