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超義務、不可以是義務

前一陣子看了《賭博默示錄》系列漫畫，裡頭最重要的就是「突破口」這個概念，後來發現日本人其實挺愛用這個語彙的。我常覺得哲學也有突破口，尤其是分析哲學，許多學門都有各自的突破口，不過我說的突破口跟漫畫裡不太一樣，我不是想要「打敗」什麼對手，而是指一種簡單的觀念，只要掌握了這個觀念之後，再跟其他難解的觀念相互比較與對照，有時候就會讓一門艱澀的學問變得可親許多。我覺得「超義務」（Supererogation）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超義務可以當很多倫理學名詞的對照組，而且是從規範倫理學到後設倫理學都合用。然而，如果你去找一本談倫理學的書，會發現大部分都不太深談這個概念，最常見的可能是談超義務對於效益主義的威脅（換句話說，質疑效益主義無法區分義務與超義務）。我覺得這還挺可惜的，不過也一直只是「覺得」而已，直到之前文章裡我提到超義務概念之後，發現大家其實對於超義務的探索其實很少，也許這剛好是個介紹的契機，所以這裡就深入一點來談超義務，甚至談些我自己的說法，希望不論懂不懂倫理學的人都能更理解這個概念，甚至更進一步去了解倫理學。

要談超義務，首先要知道什麼是超義務。其實這個「理解」並不是哲學家的工作，因為超義務是個非常直覺的概念，與其說超義務是哲學詞彙，倒不如說是哲學家找到了一個詞來稱呼這個普遍的道德現象。在此請容我偷懶，直接擷取之前文章裡對超義務的介紹：

倫理學上的超義務，指的是一種非常有德性，但是卻沒有道德強制力的行為，例如有一個人散盡家財救助非洲難民，這是超義務行為，你可以大大讚美他，但是卻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照做（不過有時候一個有德的行為是否屬於超義務並沒有明確的標準，例如禮讓座位給老人）。

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散盡家財去救助非洲難民，甚至連捐點小錢都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們幾乎都會對這樣做的人給予道德上的讚許。這便是超義務的直覺所在，不需要懂倫理學也一樣能明白。事實上，倫理學家一直並不把超義務當成是討論的主軸，真正比較密集的討論是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的。更有趣的是，討論的重點之一就在於「如何定義超義務」，因為一開始哲學家們給的定義不夠完全，導致有些常識上被視為超義務的情況無法反映在定義中，只好不斷補充與修改。我常聽到有人說哲學家「創造」了超義務這個概念，結果導致有些沒良心的傢伙用來支持平庸之惡（最近這個詞又變得好潮，我也跟風來寫一下）。事實上，與其說哲學家是在「發明」或「推論」超義務，不如說是跟在道德直覺後面在「解釋」或「解決」超義務，因為超義務對於倫理學來說，其實是一種挑戰。

超義務是常識道德裡的基本概念，然而如果從哲學分析來看，卻會導致一個很怪異的矛盾。首先要說明一下，在倫理學中，道德命題跟一般命題不同，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一種「規範性」（Normative）的命題，也就是說它無關乎真假（且先不預設道德實在論，因為那與本文主旨無關），只關乎應該不應該。當我們確立了一項行為或命題是道德上應然的，就等於是說這應該是有強制力的，有人不照著做你可以譴責他；然而現在卻有一種道德，它具備了一切美德的條件，問100個人會有100個人告訴你那是一種美德，可是它卻沒有規範性。對於倫理學家來說，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甚至被稱為是一種「悖論」（Paradox）。前一陣子我對王老先生談起這個問題，雖然他一向不太關心倫理學這麼「不形而上」的學門，但是也發表了許多有意思的觀點，下頭我會用平行式的方式一併介紹。

我不確定為甚麼以往倫理學家不重視超義務問題，但我可以體會背後的麻煩。超義務雖然很直覺，但是範圍卻不清楚，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或區域，大家對於超義務的判準也往往大異其趣，前頭講的博愛座就是個簡單的例子。而即使是同一個人的同一個行為，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也可能會有變數，例如我們一般不認為每個人都該捐錢給乞丐，那可以算是超義務，然而萬一今天在我們眼前有個乞丐已經餓到瀕死狀態了，這時候給他錢或甚至直接買食物給他吃就很可能是義務了；同樣地，捐錢給非洲饑民是超義務，可是當你的眼前出現非洲飢民，那當下超義務的線就可能有不同的劃法了。這個不確定的標準背後，隱含的已經不只是道德內在論（Moral Internalism）常談到的道德情境或脈絡，我甚至覺得有一種相對主義的危險，裡頭有很多含混不清的概念，不見得能一一說明白，因此如果多數哲學家不想在這種講不清楚的地方做虛工，好像也不算怪事。

然而，這時候也有人反向思考，直接放個大絕，乾脆就否認有超義務這回事，換句話說，任何有德的行為你都應該做，做不到就是德行分數不及格。我真的看過或聽過好幾次有人這樣講，通常是一些中學生，或以天下正義為己任的人士，會用充滿大義的口吻說出：「反正這世上的人幾乎都是不道德的，承認這點又如何？」的確，這種說法解決了解釋上的不融貫，但是把道德水準拉高到這種地步的結果，就是把「不道德」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譴責，反正大家都不道德，那麼說我不道德也不過是說我是一般人而已，就好比今天有人認為「貧窮」的標準應該要放寬，結果變成只有比爾蓋茲等寥寥數人不算窮人，這樣「貧窮」還剩下多少使用上的意義呢？

直接消除掉超義務，在王老先生看來還有另一個壞處。他向來喜歡從生物演化與效益主義的角度來看道德現象，於是打了一個比方：「今天我們對於『有德』的標準設在某一個約略的地方，乃是有社會發展和演化上的意義的，這個標準代表的是『社會穩定秩序的門檻』，並不是某幾個人任意設定的結果。這情況好比學校考試，為什麼及格設定在六十分？幹嘛不設在九十九分？是因為我們認為只要有六十分，這個人差不多就可以理解與參與下一階段的課程了，把分數拉高然後讓大家幾乎都被當掉，這反而是無視於考試的目的。」

然而我們要怎麼解釋超義務的「高道德價值、低道德強制」呢？我看過幾種解釋，不過我自己另外有個想法。超義務之所以不被視為道德義務，是因為這個美德可能會破壞更重要的價值，因此只能訴諸自願，以限縮傷害範圍，一旦強制之後反而有害。為了解釋這個想法，我想拉遠一點提另一件事，很多人會把「超義務」跟「難度」放在一起想，好像一件被視為是超義務的事情一定很難做到，然而這是不對的，超義務與一件事情是否困難不必然有關，有些舉手之勞的美德也可能是超義務，例如隨手撿起地上的垃圾，你不做也不太會有人指責你。此時我們可以回頭來想想，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們會認為不做也沒關係呢？我的答案是，因為重點不在於衡量難易，而在於權衡得失，如果我們會失去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傷害我們認為更重要的價值，那麼依然算是超義務。讀過哲學的人大概都看得出來，我這個說法其實也是很效益主義式的。的確，而且正因為是效益主義，所以每一個人計算效益的方式都可能或多或少有差別，這正反映了為什麼人們對於「什麼算是超義務」有那麼大的歧見。舉博愛座讓座的例子來看吧，認為這算義務的人會說：「這樣可以造福老弱婦孺，而照顧弱者乃是一種義務」，然而反對者也可以說：「我買票搭車的時候就等於是跟這個交通系統簽約了，而我們的契約裡並沒有要求我必須放棄座位給老弱婦孺，要求我一定要讓座，其實反而是一種不平等。」雖然在台灣很少聽見後面這種說法，然而在個人權利意識抬頭的歐美，卻一點也不稀奇，兩者的差別便在於你認為什麼價值比較優先（用效益主義的話來說，就是何者的分數比較高）。

如果超義務行為帶來的弊大於利，那為什麼我們還會鼓勵超義務行為呢？我的答案是，因為效益的計算要分成兩方面，一方是個人，一方是群體，當個人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與利益，希望成就群體更大的善，例如捐款給慈善機構，我們便會鼓勵他們，但是卻也知道這是個人行為，不能普遍化加以要求，否則反而是對某種群體和個人共同認可的價值的戕害（以捐款的例子來說，就是會傷害到私有財產自由）。有趣的是，王老先生還提出，某些超義務行為一旦被普遍化，甚至反而也會損害群體的效益，我贊同這樣的想法，而且認為越是崇高的超義務行為越是如此，好比今天有人把家產全部捐給慈善機構是一件好事，可是假如忽然每個人都搶著把家產捐給慈善機構的時候，不論從社會面或經濟面來看反而都是災難，此時對於群體來說反而是效益極差的作法；同樣地，今天有一個德蕾莎修女是一件好事，可是當人人都搶著當德蕾莎的時候，反而會是一場鬧劇，甚至可能是浩劫。換句話說，超義務之所以有價值，乃是因為幾乎沒有人願意做，是一種「異常狀態」，如果大家搶著做的話，那麼超義務反而可能從善行變成了惡行。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也更能解釋為什麼超義務行為沒有強制力了。

前面講過，在一般的倫理學教科書裡，超義務所佔的篇幅通常很少，最常提到超義務時多是在談「效益主義的困難」，也就是說效益主義與超義務乍看之下是不相容的。這背後的想法很簡單：既然效益主義主張「道德上應然的選擇，就是效益最大化的那個選擇」（或者反過來說，符合道德能使人們獲取最大效益），而通常我們也覺得一般所謂的超義務行為的效益比較大（所以才會鼓勵這樣的行為），那當然就要強制要求大家都做到效益較大的行為啊，如此一來，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超義務了，可是這卻又違反了一般人的道德直覺（超義務確實存在）。我認為我前面所提出的想法可以初步解決這個困難，也就是說，超義務行為不是最有效益的行為，因此甚至不能說是道德行為。然而就算照我的說法，還是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這也是王老先生聽到我的說法時感到困惑的地方：如果超義務行為不是道德行為，那麼為什麼人們會有種直覺，認為超義務行為者的道德評價高於一般守德者？關於這點我有些自己的想法，不過我覺得還不夠完備，而王老先生的答案比我的更有意思，在此先提供給大家瞧瞧：

人們對「道德」與「自利」兩者鬥爭的印象太深刻，導致人們混淆了道德與利他。道德標準加諸於人時，在人心中經常與道德產生衝突的，是自利。道德經常與自利衝突，要求我們比原始衝動多些自我犧牲以成就整體最大效益。的確，某種程度利他，才能成就整體最大效益。但是我們對道德與自利兩者鬥爭的印象太深刻，以至於我們產生了錯覺，混淆了利他與道德。甚至誤認極端利他者就是極端道德者，這是錯誤的。倘若，我們同意：道德目的是使人們全體獲取最大效益，那麼，道德需要「策略性利他」，但道德不等同於利他。回到開頭那句話，在效益主義中，符合道德可使人們獲取最大效益，符合利他則不能。這麼解釋，原先直覺上的不適便可化解。

以後有機會，也許我會繼續寫關於超義務的其他想法，不過本文已經拖了太長，也拖了太久。而且我在臉書上立誓今天一定要寫完發文，不然就…。先寫到這裡，權且擱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