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麼關心你，你怎麼可以不關心自己？

想像有一群小孩，裡頭有一個人常常跟村裡的大人吵架，因為他認為大人總是在欺負孩子們。然而相較於這個孩子，其餘的孩子卻沒有什麼感覺，他們雖然也討厭被大人管，可是並不認為應該要群起反抗，整天就只關心那自己的零用錢，或是有什麼好吃好玩的東西。反抗大人的孩子覺得很氣餒，有一天向其他孩子們抱怨：「我可都是為了你們才跟大人做對，我也可以整天吃喝玩樂啊，但是我關心你們，所以選擇放棄那些，可是你們卻一點都不支持我，讓我孤軍奮戰，有一天你們被大人欺負了就哭都來不及。我這麼關心你們，你們怎麼可以不關心我在做的事，不關心自己？」

請問，如果你是其他的孩子，會選擇怎麼回答？

不久前，我參加了一次哲學星期五的座談會，那一天談的是服貿協議。我之前就知道這個場子的調性，其實光是看講者也可以知道，會去聽的絕大多數都是反對該政策，甚至是反馬政府的人。演講的內容還不錯，起碼前兩個講者都在短短的時間裡把重點資訊說完了，只是我沒想到現場的氣氛那麼強烈，甚至有點像選舉場子，只要罵馬政府的言語用得痛快些，台下要不是爆出一陣掌聲，起碼也會有一群年輕人發出讚許的笑容。座談末了，主持人對著台下的聽眾說道，她很高興看到那麼多人關心這個議題，然而在場的人其實都是異類，是「非典型的台灣人」，大眾其實是很漠然的，她有時去吃飯聽到旁邊的人發言都覺得荒謬，甚至不禁懷疑：「到底是我有問題，還是周圍坐著吃飯的人有問題？」

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話，也許你也曾聽過。其實這並不奇怪，畢竟台灣這幾年的社運風潮是以前無法比擬的，我說過這是拜網路之賜，沒有網路這個即時且自動的資訊與意見媒介，絕對無法聚集這麼強大的反對力量，不會讓那麼多年輕人培養出強烈的左傾意識。當然，網路只是工具和管道，滋養這些意識的依舊是現實問題，尤其還要歸因於馬囧惹得天怒人怨，因此讓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更喜歡把「正義」掛在嘴邊，居住正義、土地正義、分配正義、社會正義、環境正義…成了極其常見的語彙，然而早些年大家比較常談的程序正義、轉型正義卻不見了，我認為這個現象的背後代表的是對於制度的不信任，因為前面那些正義都是針對個別事件而使用的，有了文林苑、大埔農地、關廠工人、美麗灣…等社運事件，前述的那些「正義」詞彙才逐漸流行，甚至讓人朗朗上口。相較之下，講究制度面的那些正義在這種時候就顯得無所謂了，因為講另一種正義的人覺得這個政府和這個制度已經腐爛，他們會說現在人民連自己的房子、土地都保不住了，幹嘛還跟這種土匪政府講那些小道理？只要你仔細看，類似的對反其實在很多社運事件裡頭都看得到（文林苑是最好的例子），正反兩造都說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方，然而彼此的正義卻幾乎沒有交集。

隨著不滿現狀、想要衝撞體制的人越來越多，連帶地也讓網路上呈現的模樣漸趨極端。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我身邊的朋友可以分成兩種，跟我同年紀已經進社會打滾多年的，平常幾乎只講些職場生活、親子教養、吃喝玩樂的話題，在臉書上也只貼這些訊息；然而年紀比較輕的在學學生，多多少少都喜歡談一些社會議題，有的甚至幾乎只談社會議題，而且立場都非常鮮明（當然左傾的居多），這也呼應了一個現象，那就是這些年帶頭衝社運的幾乎都是學生。於是乎，我們社會有了一種奇妙的割裂，有一群人視天下公平正義為己任，每天喊的是政府如何如何有問題；另一群人關注的是柴米油鹽或吃喝玩樂，好像跟社運青年們不住在同一個島嶼上一樣。再看看這道鴻溝，兩端之間最常見的差別是「年齡」，30歲以上的人會關注社運議題的比例呈現等比級數的遞減。如果你問我，我會說這跟社群網站的流行有關，以前的台灣不是沒有社運，以前的政府不是沒有問題，但是以前沒有部落格，尤其是更沒有社群網站來快速傳播這些資訊，大家可以看看這幾年有多少「XXX事件懶人包」，這是網路時代的產物，尤其在社群網站時代更是一飛沖天，大幅改變了年輕人接受資訊的方式與數量。

既然有了鴻溝，那麼兩端之間難免就會對彼此有意見。有些人討厭看見社運議題或政治議題，不過這樣的人大多採取「眼不見為淨」的方式處理；相較之下，熱心投入社運、積極鼓吹意識的人往往就沒那麼安靜了，我不時就會看到有人哀怨甚至責備不關心社運的人，就像我在哲學星期五講座聽到的一樣，說社會大眾冷漠（嚴重一點的會罵無知），說大家不懂得要覺醒，說再不快點行動就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可以常聽到一些話，像是「無論如何看似與你不相關，最終都會成為有相關的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今天你漠不關心，下次就是換你遭殃」、「我沒有替OOO、xxx說話，後來換到我被抓走時，也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然而我要問一句，這些話真的沒問題嗎？用比較科學的角度來談，這些話可以檢證嗎？有對錯可言嗎？我認為沒有，因為它們的正確性來自於一種道德與公民的「高度」，質疑這些就等於在說你沒良心、不是好公民，所以我稱這些為「政治正確的社運話術」。它們未必是壞的，甚至往往是立意良善的，但終究也還是話術而已，實際上並禁不起檢驗。

然而，就算這些社運口號全部都對好了，假設每個社會運動追求的價值真的都殆無疑義，那麼我要問的是另一個有點哲學性的問題：那些不喊這些口號、不關心社運的人，在道德上有虧欠嗎？應該被那些視天下公平正義為己任的人指著罵「冷漠」或「自私」嗎？用簡單的話說，就算社運所追求的目標都是沒有問題的正義，那麼一般人是否有義務支持這些正義？如果用哲學術語來問，就是「社運是否是一種超義務行為」。

倫理學上的「超義務」（supererogation），指的是一種非常有德性，但是卻沒有道德強制力的行為，例如有一個人散盡家財救助非洲難民，這是超義務行為，你可以大大讚美他，但是卻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照做（不過有時候一個有德的行為是否屬於超義務並沒有明確的標準，例如禮讓座位給老人）。如果社運是超義務行為，那麼即使不照辦，甚至也不幫忙宣傳，都不應該受到責備。老實說這個問題很大，大到可以寫成好多篇學術論文，不過也可以有簡單的版本，就像本文最前面的「故事」一樣，請大家想想自己的答案，你該怎麼回答？我認為每個人最好要有自己的答案，因為可以想見未來這幾年恐怕社運的頻率和強度都會繼續增加，當社運成為台灣社會的日常現實，每個人都要好好思考自己對於社運要採取何種態度。我並不喜歡一般常聽到的那些對於社運人士的質疑，例如他們都是綠色陣營的人、從到尾都在反馬英九、根本只是想紅、背後另有圖謀等等，因為這個時代面臨到的是以往不曾有的困局，階級越來越分化、貧富越來越僵化，年輕人當然就會喜歡聽到左傾的聲音，而且我們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聲音，即使有時候他們的主張我並不認同。

我是多多少少會關心社運議題的人，但是對我來說支持社運是一種超義務，我沒有義務要幫助大埔被拆戶，這跟我沒有義務幫助非洲饑民一樣。當然大埔被拆戶離我比較近，可是非洲飢民碰到的是更迫切的生死問題，如果我們可以覺得不用花錢拯救人命，為什麼應該去幫人家救房子？不過我想應該有人會回答：「因為幫助非洲飢民你只是單純的付出，而對抗政府濫權，你卻同時是（將來潛在的）受益者，所以即使只是幫忙傳播資訊，你也應該盡到自己的一點力量。」的確，如果我們假定了政府真的濫權，那麼這個說法看起來有點道理。然而我還是想提出另一個情況類比 － 投票。一般來說，投票會被視為是一種「權利/力」，相較之下比較少人會說那是義務，起碼現行世界的國家體制並不把投票當成義務，否則就該要強迫每個國民都一定要去投票才對。然而，今天假設有一個人對於當前的政府感到不滿，他是否有義務去投票把政府換掉呢？我的答案依然是沒有，就算這麼做看起來才符合他的利益，然而民主社會應該要尊重每個人選擇的自由，而不作為也是一種選擇，而且是正當的選擇。就像歐美國家的人民，成天都嫌政府這不好那不對，然而投票率卻幾乎總是不到一半，你很少會聽到有人罵他們漠不關心自己的權益，我也同意這樣，理由很簡單，我相信每個人有權決定什麼是當下對於自己最重要的事，即使你告訴他「這對你未來很重要」、「我們其實是在幫你捍衛權利」，他仍然應該有無視其他人建議的自由，即使真的日後因此受害，那也是他自己的事。用「我這麼關心你，你怎麼可以不關心自己」這一類的意見去要求別人跟你一樣，這就像大人對小孩說「我這都是為你好」一樣，看似為對方著想，但是一方面剝奪了對方選擇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對方如果以後對這個選擇不滿，並沒有人會為此負責。

「謝謝你關心我，我也該關心自己沒錯，但是我有那麼多事值得關心，我現在只想玩玩具，為什麼我最應該關心的是你也關心的那些事？」某個孩子可以這樣答，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