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才能告訴醫生，你自己有愛滋？

我寫部落格有個習慣，就是不修改，唯一會改的只有錯字 ─ 即便被吐槽內容是錯的，或是我自己也認同有更好的措詞。
記憶中我從沒改過原本的行文，一來是因為我自己也懶得細看重修，二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可以讓我（多年以後）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的想法，這也是我寫部落格最重要的目的。

上面的聲明，是我看到有人指稱我把上一篇文章的內容修過了，換句話說文章被「河蟹」過了。我可沒那麼勤勞。
我知道那篇文章在網路上有頗多轉載，這其實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我不認為那是篇有份量的文章，
整篇文章只有一個重點：「也許靠歧視剛好可以解決部份的問題（例如要求所有的同志都不得捐血），但那是本末倒置」。
因為這概念太簡單了，所以我沒反覆申論、一再舉例，覺得只要講過就夠清楚了；
直到有網友提醒我，剛剛google了一下相關的連結和討論，真是讓我有些啼笑皆非，不過這也是網路的特性，
所有的討論都是即時的、即興的，有看完、沒看完，有看懂、沒看懂的人都有相同的發言權，
從好處來講，這是非常民主的表現，甚至達到了絕對的平等。既然要在網路上寫東西，那就應該接受這個特質才對。
唯一始料未及的是，我的性向居然成為討論的話題之一，這還真讓我覺得有點懷念+感傷，畢竟從發胖後就沒有人問過我了啊！

當然，身為作者也該反省自己是不是寫得不夠清楚明白，我覺得當然是，因為我不喜歡重複老問題。
我在「情感霸權與歧視」這一系列的文章裡已經寫過很多與上一篇文章相關的議題，所以那些全部略過不談，
包括我覺得「到底什麼算是歧視」、「人類有沒有可能不歧視他人」、「統計歧視算不算歧視」等，
有疑問、有興趣的人請自己去看，我不打算贅言。我承認我想要發展理論的體系，這幾乎是所有哲學人的「壞習慣」，
但我並不打算「教導」別人什麼，我也不認為我有那個資格，如果覺得我的說法有誤，非常歡迎挑戰，
因為這是哲學人的另一個習慣 ─ 說話的時候並不認為自己是錯的，但也不敢肯定地說自己是對的。

講了這麼多，這不只是在回應眾人的質疑，其實跟這篇的正題還是有關係的。
這兩天，台灣開始討論起「愛滋病患是否應該在健保卡上註記」，我看見支持和反對的比例約莫各半。
有趣的是，不同立場的雙方都罵對方不顧別人死活，但我卻覺得兩邊根本沒有爭點。
多數反對此想法的人認為這是貼標籤，逼人公布自己的隱私，到頭來只會讓更少人願意去篩檢，愛滋黑數越來越多；
支持者則認為這是保護其他未受感染者，尤其是醫療人員的權益，使他們免於暴露在危險的處境之中。

我在前一篇文章（包括回應）裡提過，不准同志捐血是歧視，而且是很懶惰的歧視，就像我舉的例子：
想當醫生必得具備某種條件（假設不能是色盲），某A是色盲，則某A便不能當醫生，這不是歧視；
捐血的條件是要健康，某B是同志，他不能捐血，原因不是他不健康，而是因為他是同志，這就是歧視了。
當然，我知道國內外都有相關數據說男同志的愛滋病帶原比例真的比較高，而同志團體對此又提出很多申辯，
例如同志受到社會影響，特別會注意自己是否患病，所以做篩檢的比例是非同志的許多倍，當然就會有比較多人被篩檢出來。
老實說我不是那麼同意這種說法，因為只要篩檢的基數是不要太少（例如只有幾百、幾千人），
在科學化的測量後，如果男同志真的罹患愛滋的比例明顯比較高，就算可以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釋」，我們仍應以數據優先，
因為科學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數字不該多說話（例如不能說「所以同性戀比較常濫交」，因為我們不確定患病的原因），
但數字也不該少說話（例如還有別的解釋上的可能，所以這些檢測都不算數，除非把全部的人都拉過來一起做篩檢）。
然而，在捐血的問題上根本不用提什麼數據，也不用管同志罹患愛滋的比例是否比較高，重點是「很多同志沒有罹患愛滋」，
所以限制同志不能捐血根本是錯誤的方向，重點是有沒有危險性行為、有沒有性濫交，而這跟性向根本沒有關係。

也許很多人會猜測我的立場，認為我會反對「愛滋病患在健保卡上註記」，事實卻不然。然而我也沒有贊成。
這不是我狡猾、鄉愿，而是我沒有看到問題真正的重點：科學化的評估和數據。
捐血和愛滋註記的例子不同，前者不用管實際數據，只要同志有很多人不是愛滋病患便成，
但後者不同了，這是「確實罹患愛滋病」的人，不是「比例高不高」，不是「會不會剛好在空窗期」，
所以我們沒有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在「註記後是否侵害了這名病患的權益」。
然而，我現在在網路上還沒有看到夠細緻的討論，只看到大家扯著嗓子互罵。我卻認為這意見兩造的距離其實沒有那麼遠。

首先，反對註記的人，其實不會主張「任何」醫療人員都不可以知道某某人是愛滋病患；
當然，贊成註記的人，也很少會主張「任何」閒雜人等都可以知道某某人是愛滋病患。
所以問題在於誰可以知道、誰不該知道。當然這其中會有些爭議，但起碼我們可以先用刪去法排除掉一大堆，
例如愛滋病患感冒了去看醫生，這種診療不會有感染風險，所以當然不需要讓醫生知道。
我想，有些人可能馬上就會說：「等一下！愛滋病患治療疾病的時候，所需要的藥物劑量和一般人不同！
用錯了藥、用少了藥都會讓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危險，所以應該讓醫生知道。」
的確，愛滋病患需要的治療和一般人不見得一樣，但這不該是強迫他們公布資訊的理由，就算看起來是對他們好，
我們也要保留「他不想選擇這種『最好的治療』的自由」，因為他的選擇沒有危害到別人。
反過來說，如果診療過程會直接接觸到感染源，例如開刀，那麼醫療人員就應該要先知道，以避免風險。
依照這樣的原則，我想有非常多種的醫療人員都要先排除在「可以看到註記」的名單之外了，
但是我們的健保卡、診療記錄、保密機制等有辦法做到這個地步嗎？
如果沒有，那我們現在該吵的其實是「我們要不要花大錢、花人力做到這一點」才對，不是嗎？

我知道我這樣講還是不夠詳盡，例如這其中可能會有人球的問題，註記之後也許就有醫院在事先得知情況後拒絕接受病患，
或者想得細一點，有些沒有感染風險的醫療人員，可能還是可以從一些端倪看出病患是否罹患了愛滋病，
像是教學醫院的實習生或旁觀者，即使沒有人告訴他們，但只要看到某人開刀時大家有額外增加防護、或變得更加小心，
那他們或許就會知道原本不該知道的訊息。又或者碰到沒有醫德的醫師，為了某些醫療外的目的，洩漏病人的註記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思考和爭論的點，但我認為其中多數可以靠更嚴格且細緻的法律規範來解決，不算真正的大問題。
至於那些不能靠制度、法令解決的問題，才是真正值得大家討論，甚至爭執的地方，我們卻沒什麼人關心；
真正該吵的或許是「牙醫需不需要知道」（跟血液有關，卻不是直接接觸）、「到哪個步驟才可以知道」、
「把資訊洩漏出去的罰則是什麼、現在的罰則夠不夠重」、「這樣要多花多少錢，該不該花，其他傳染病是否要照辦」…
不過我沒看到立法委員們有過任何相關的討論，民間也差不多，大家就只是深溝高壘，敵我分明，
是以一直沒有科學的量化數據（要花多少錢、牙醫的感染風險有多少），當然也就沒人能夠判斷這是不是值得支持的政策。

說老實話，其實我覺得愛滋病友們也許根本不用擔心，雖然現在話題挺火熱的，但捱幾天之後總是就過去了。
這是兩面不討好的問題，選舉快到了，哪一個政治人物會找自己麻煩，混著混著也就過去了，我們不是都這樣過日子的嗎？

我不認為這次的爭端會有什麼結果，一切可能都不會有所改變。不過我有一個點子，不需要政府來做，也不可能靠政府來做。
誠如我前面說過的，愛滋病患需要的醫療和我們一般人不同，這對他們來說會造成很多限制，也會帶來恐慌，
只要罹患了疾病，第一個煩惱的就是有沒有值得信賴的醫生。我相信台灣一定有很多願意幫助愛滋病患的好醫生，
也許這些診所，尤其是私人的小診所，可以成立一個「愛滋友善診所」的協會，掛個牌子什麼的在門口，
所有加入「愛滋友善診所」的醫院，醫生們都願意接受愛滋病患看診，病友可以老實告訴醫生，醫生也願意保密，
當然如果需要更專業、更複雜的跨科別診療，愛滋友善診所之間也可以尋求彼此的協助，不需要孤軍奮戰。
而且，由於來看診的還是以一般病患居多，所以愛滋病友們也不用擔心會曝光，他們可以享受跟我們一樣的醫療權益。
我知道，掛這種牌子的醫院有可能病人會變少，這社會總是有人會覺得「不想去愛滋病患會去的地方」，
但只要這樣的醫院夠多，多數人也會習慣的，甚至可能反過來改變一點觀念，願意多認識、接納愛滋病一些。

也許這是個好傻好天真的想法，但我覺得不是不可行的，而且越是小診所越可行，不知道我們台灣有沒有開風氣之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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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去日本採訪，在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看了一個以愛滋病患者為主題的「love's body」特展，留下很深的印象。

這展覽很有意義，可惜沒來台灣。這是一位澳洲攝影師對自己以前的伴侶的記錄，打破往常人們對於愛滋病患者的印象，
裡頭的臉孔除了有一點點的恐懼，淡淡的哀愁，更多的是笑容與自得，讓人看到，得愛滋病的人也可以有幸福的表情。
多看一點這樣的臉龐，多看看這些走出驚懼的人的故事，我想我們社會大概會更願意要好好認識愛滋病患一點。
而多一點這樣的機會，也許我那好傻好天真的「愛滋友善診所」的想法，竟有一天便是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