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化的四書五經

現在的七八年級生大概都沒唸過什麼「三民主義」，這個學科當年是大學聯考的科目之一，而我們正是最後一屆。

所以我當年是花過功夫背三民主義的，什麼「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至今依然記得相當清楚。
記憶中最好笑的是國父參酌西方的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深感其囿限與不足，因而主張「民生史觀」，
當時我已看了不少西方哲學著作，讀到這個連基本形上學都沒搞清楚就亂說一通的課文不免失笑。
但總的來說，大概是書獃子氣使然，我讀三民主義時並不感到痛苦，有時甚至覺得蠻好玩的。
同樣地，當時大家在國文課中最討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書（其實就是「四書選讀」），
對我而言卻是甚為輕鬆，因為我高中不知發了什麼失心瘋，不只看完全部的四書，還把大半都背了下來，
甚至開始背《老子》、《詩經》等一般高中生不太會接觸的古籍；
報考中文系推薦甄試之前，還寫了一篇討論《中庸》的小論文，當時的「學庸」只佔課本後薄薄的幾頁，算是聊備一格，
老師一兩堂課便將之敷衍過去，我還記得那時要上學庸的部份時，國文老師指著我說我可以不用上，放我直接去圖書館。
想想當時算是挺神氣的吧，但從那之後，我竟幾乎再也沒有用過這些東西，包括在中文系唸了四年的時光在內。

像我這樣的人，看似不該反對近來的這項政策：

四書列高中必選 不及格不能畢業

明年八月起，以「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即「四書」）為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正式納為高中必選課程，兩年至少四學分，每週上一節課，不及格不能畢業，雖不單獨列入大考科目，卻在命題範圍之內，首批適用對象是現在的國二生。

教育部昨天公布修正課綱，課綱委員、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董金裕說明，以前高中有教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時，學生文化涵養較好，改成選修後，禮儀品格漸淡，最近的捷運「蹺腿姊」飆罵老翁事件，即讓人覺得有必要加強教導學生「溫良恭儉讓」。

課綱委員、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謝大寧則強調，四書教法將不重背誦，強調的是「時代性、在地性、實踐性」，例如提到典範人物時，可舉林懷民或陳樹菊，中研院文哲所前所長戴璉璋已著手編寫輔助教材。

當然，光看行文方式就知道我是反對的。熟讀古籍為我帶來了什麼好處？品德的陶冶？文化程度的提升？中文程度的增長？
我想唯有最後一項還算得上有肯定答案，至於餘者我也不敢就說毫無裨補，但即使有效益也很差勁。
時代不同了，「不學詩無以言」早就是過去式，現在有太多的替代工具，可以幫助我們興觀群怨，
想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最好是找本生物百科圖鑑，不然google一下也成。
要認識陳樹菊和林懷民，多的是報導和書籍可以利用。中國古籍在知識上的功能，已然式微。

那麼在文學意義上呢？這是白話文的時代，但的確學習文言文對白話文是有幫助的，
只要文言文學得好的人，其白話文一定不差，但反之卻不亦然。
歐洲有些國家的中學也規定學生要學希臘文和拉丁文這些僅有「間接助益」之語文，
因此，即使學文言文不是學好白話文的唯一方式，我也贊成在義務教育裡放進一點文言文。
但文言文乃至於半文半白的東西那麼多，在現有的課文之外再加入四書真是必要的嗎？
為什麼不選老莊、戰國策、山海經、章回小說？就像新聞裡董金裕自己說的，他們的考量還是在「德性」上居多。

讀四書或古籍可以助人養成品德嗎？我從沒看過成功的例子，也許董金裕可以提供幾位典範給大家參考。
不過我倒認識一個「差點成功」的人，那便是我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張老師告訴我，他「小時候」讀了聖賢書後，
仰止之心油然而生，也跟著想學學聖人的境界，因而一一奉行那些「聖學寶典」的話。
時至今日看來，很明顯這「聖人」並沒有當成，反成了常菲薄聖言賢語的哲學教授，
幾次講起此事時，張老師的臉上頗有一種「小時候真是不懂事」的表情，
但除了他之外，我再沒聽過有人受到類似的啟發，或是這個時代裡還有人會對此心嚮往之的，
不知諸方大德曾否有聞，不妨分享一下，看能不能鼓勵大家成為新時代的好公民。
因為很不幸的，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在學完這些聖賢之言後，一考完試就統統都還給老師了，而且是還得乾乾淨淨，
教學效果真可謂損之又損，復歸於嬰兒，直若從沒學過一般，我提起隻字片語時還會遭其白眼，怪我「又在掉書袋」。

好吧，學習成效不佳乃是不爭之事實，然則這豈不反過來證明了我輩當更思精進，所以要列為必修、增加學習時數？
或可學學前人，終生浸淫其中，最好跟古人一樣連指考學測都只考這些，此正所謂「以量取勝」、「誘之以利」是也。
只是這樣一來，即使我們成了聖賢之邦，有德之人滿街亂跑，卻可能有大半得要跟顏回一樣，品德完滿卻營養不良，
因為英文、數學、物理、醫學等統統都荒廢了，何以謀生？不得已要為五斗米折腰，所以看來要再「增量」不太可能。
那麼不妨從「增質」下手囉？不錯，的確是有這樣的聲音，換言之，要請國文老師們教得好一點：



我想，這社論作者（為什麼沒署名啊？）也已經看出，義務教育中的強迫式教學是無法讓學生學到四書的「精髓」的。
不過看了他寫的東西倒讓我想起錢穆，不是說這作者的學問到了錢穆的等級，相似的是他對舊思維的辯護方式。
當然，新舊和思維的正確與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問題在這些人把心嚮往之的舊日情懷用很蹩腳的方式辯護，
就像錢穆私淑於中國的君主制度，認為那甚至比民主更好，而且也算是具備了某程度的民主機制，
並不斷舉出有道明君的例子告訴大家專制其實也可以為民牟得福利，但論點其實可說是不堪一擊。
我在讀錢穆大弟子余英時早年寫的《歷史與思想》時，看到他談中國的「反智」傳統，心中也不免揣想，
他會如何看待自己恩師的反智傾向？（在我看來，錢穆的論點乃是以反智為預設態度，或者說，他認為民眾總是愚昧的。）

類似的問題不只錢穆有，這個社論的作者也有，很多中文系的教授們一樣還是有。
四書裡頭有很多值得借鏡和思考的東西沒錯，但有個先決的大問題：這些人覺得四書的內容（幾乎）都是對的。
「四書需以熱情授之」？真是如此，結果就是把四書教成了三民主義，要老師們想盡辦法鬼扯一套道理來證明其內容。
當年高中在上三民主義時，我最感到興味的不是那裡面的東西，而是老師要怎麼教，怎麼「偽裝」出開明與進步的思想；
說實在話，我覺得我們當初的老師做得還不賴，但那畢竟是教條，即使講得生龍活虎，沒道理的東西還是一樣沒道理。
想要教四書可以，但不能要學生光照著書本思考，不要把「可能結果」當成「必然前提」，要教就要有思辯與批判的精神，
老師們不需為古人辯護，可以直接質疑「君子遠庖廚」那段算不算鴕鳥心態，大家可以討論「王道」是不是空中樓閣等等；
如果還是照著老法子，為了替古人辯護要國文老師們鬼話連篇，那這四書就跟三民主義一樣，終會變得迂腐不堪。
要知道，一個有問題的思想不代表就不值得教，四書五經如此，三民主義也如此，但要硬逼著學生學，
還要學生把這些東西當成是金科玉律，要老師們為之擦脂抹粉，徒然折損了這些思想原本可以擁有的價值，不要也罷。


我看到陳瑞麟教授的投書，他的想法跟我差不多（不過我對其中那「翹腿姊」和「人肉搜索」的部份有所保留），
然而我對他建議的「要推行道德教育，與其讀四書來浪費學生的青春，不如教授哲學倫理學」不太認同。
最近Michael Sandel很紅，許多人喜歡以他的課作例子，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元而複雜的思考，
連朱學恒都跑去湊一腳，渾不在意Michael Sandel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憑直覺和「熱血」行事。
且假設我們的國文老師忽然都Michael Sandel上身，教起四書來會如何？想當然耳課堂氣氛會有趣而輕鬆得多，
學生們也可以藉機學一點思辯的方法和概念，但那是我們「品德教育」的目的嗎？我想恐怕不是。
有沒有道德意識跟懂不懂倫理學本來就是兩回事，陳樹菊可能連倫理學這個詞彙都沒聽過，但她是公認的有德者，
而一堆以教授倫理學為職業的倫理學家與哲學家，比起其他人也並沒有比較有德性。
不論是當網友在指責翹腿姊或中指蕭時，或是當某些腐儒們大聲疾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
現實社會中所使用的道德標準都不是經過思辯後的產物，而是「你爸媽怎麼教你的啊」、「你有沒有羞恥心啊」之類的批評，
換句話說，都是權威性與強制性的思考，而這也是我們品德教育的目標：訓練出「自動」會奉行公序良俗的人民。
因此即使教了倫理學，也不一定能「幫助學生了解為什麼行為要合乎道德」，只能「讓學生想想『道德是什麼』」，
說實在的，雖然我認為該要教這些思辯與思維方式，但對於能不能教出更多「有德者」，我真的很懷疑。

照我這麼說來，既然思辯無法增進道德，那麼那些主張強迫式的四書教育的學者們不就是正確的了嗎？
當然不是，就像我們以前學習失敗的經驗一樣，填鴨和鬼扯也不會對道德有什麼幫助，
既沒有思辯精神，又沒辦法促成品德教育，加以沒幾個人在乎且記得其文學與文化價值，最終只能淪為浪費時間而已。
四書五經、古籍古冊都是有價值的，但那價值真的不應該被放大，也不該被強迫轉嫁；
老一輩的也不用擔心存亡斷續的問題，總會有些像我這樣的獃子想學的，而唯有讓真正有興趣的人去學，一切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