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son的隨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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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sprach es wieder ohne Stimme zu mir: "Was weißt du davon!
Der Tau fällt auf das Gras, wenn die Nacht am verschwiegensten ist."

2015年5月3日 星期日

公知公知,知多少




我發現這年頭要在網路上成為意見領袖有一個很方便的公式,不用像朱學恒、酪梨壽司那種早期發跡的人一樣要熬個好幾年:你要先在某個領域樹立一種專業的地位(或只有「形象」亦可),等到獲得一點肯定後,趕快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裡頭大鳴大放,記得此時有兩點務必遵守:1.挑選一些有爭議的議題發言,站在看起來像雞蛋其實比較像高牆的那一邊。2.就算講出了一堆自己不太懂的東西,還是要保持一開始就建立起來的權威感。

成功心法免費放送,我真是太佛心來著了。

這是我大約兩年前在臉書上寫的一小段文字,如今看來似乎依然有用,而且擅於此法的人還明顯變多了,只是不叫做意見領袖,他們開始有了個新名字:公知。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也是英文Public Intellectual的翻譯。一般來說,講到這個字眼,我們腦海中浮現的大抵是湯瑪斯摩爾、伏爾泰這一類的大學問家,他們除了本身有學養,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術圈外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這種人就是學院和社會的橋樑,地位無比重要。隨著教育漸漸普及,博士專家滿街亂跑,這樣的傳統似乎沒那麼重要了,不過公共知識分子依舊還是有的,當今世上最有名的公知,大概非老憤青Noam Chomsky莫屬,雖然大家對他最感興趣的其實不在於語言學或心理學,而毋寧是把他當成了反美、反強權的名嘴,然而大抵上我們還是會敬重他的學術成就 - 只是沒有多少人真的花功夫去了解就是了。

雖然公知是翻譯名詞,不過如果你去Google一下,會發現中國對這個字眼有自己的用法,現在中國人口中的公知,不是魯迅、郭沫若這類人,甚至也不是張五常或北島,現在最牛逼的公知典型是方舟子、劉瑜、韓寒等人,講白了就是在網路上影響力最大的人。不過這幾年中國陸續有一些批評公知的聲浪,或是批評這些人不學無術、裝模作樣,或是說他們為德不卒,甚至暗通當權,搞得公知一詞越來越臭,到了後來沒幾個人願意被稱為公知(即使是公開宣稱自己是公知的韓寒和慕容雪村,對待此名頭也都是小心翼翼),就像在台灣沒幾個人喜歡說自己是名嘴一樣。在網路世界裡,中國有不少語彙傳入台灣,普遍為鄉民所用,原本我以為既然公知已經弄臭了,大概就會被揚棄。沒想到近來還是看到有人在網路上稱人是公知,甚至彼此標榜是公知,而且看起來毫無諷刺或消遣之意,不禁讓我為之一奇。

在網路時代,公知的網路化早已是難以避免的趨勢,西方每隔一陣子就會討論這個話題,像是前幾個月Mark Greif、Noah Berlatsky等一票跨足傳統傳媒與新時代網路的「中生代公知」就又吹皺一池春水。中國因為有特殊的文化環境,像是從文革以來一直延續的某些知識傳播方式(這題目很大,恐怕一篇文章也講不完,山寨文化也跟此有關,在此且不多說),以及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曖昧的地位等等,因此對這個議題也特別敏感。相較之下,台灣在對於「網路公知」的討論幾乎是波瀾不興,可是明明我們就出現了一模一樣的現象,也許還包括亂象,但是對於網路公知的角色、責任、資格等卻尚無大規模的討論,這是台灣的特殊情況。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妨不理會對岸,不管其他國家,反正台灣人早習慣如此了,就且把公知當成嶄新、乾淨、漂亮的稱謂吧!

公知之所以「公」,大抵符合了兩個條件,是要直接面對公眾說話,而且談的是公眾議題、社會議題。以此而言,在學院象牙塔裡研究政治的學者,或是談論兩性、飲食、3C等議題的大概都不能算數。台灣其實一直都有公知,上個世紀的陳年往事且不論,電子媒體興盛以來出現過許多公知臉孔,他們大多佔據了媒體舞台,有的還紅極一時,像是陳文茜、楊照、李家同、洪蘭等等,但也有的已經黑化。這些人說話往往喜歡引經據典,喜歡談論世界趨勢,不時也喜歡罵罵年輕人哪裡哪裡不行。回首當年,我們可以說是被動接受了他們的角色,即使從沒買過他們的書、不太看他們的節目或專欄,可是處處都有他們的聲音,記者也老愛找他們發表看法,所以除非你能自絕於新聞與媒體,不然就是會一直聽到他們最近又說了什麼。直到網路興起,尤其是社群網站蔚為風潮後,這一批公知們的影響力才逐漸式微,有的甚至快速消退。

平等,是網路最美好的特質之一。有了部落格之後,大大降低了電子媒體在「意見傳播」上的重要性,因為網路沒有資格審查,沒有版面限制,只要你有夠獨到的見解都可以示之於眾,所以開始出現了新一批年輕的意見領袖。等到臉書時代來臨,那已經不是百家爭鳴而已,千家萬家都爭著在露臉,相關的生態分析我在以前的文章裡已經寫過,不再贅述。在網路世界,不論是RSS訂閱或臉書追蹤,我們可以自己決定要聽誰說話,聽哪一類的話,舊日的公知們不僅沒那麼重要了,甚至還不時會成為受到鄉民檢視的主要對象,至今我很少看到有人轉載舊公知的說法時是抱持肯定態度的,尤其是七年級以後的世代,幾乎是一面倒的奚落和批判,這某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網路族群搶回發言權的運動。網路雖然比以前平等,好像人人都有權發言了,可是大家的「發言權」還是不同。今日所謂的發言權,指的是種Power,而不是Rights,毋寧可以翻譯成「麥克風」,更白話一點來說就是「可以獲得比較多人按讚與分享的可能性」。只要掌握了這個權棅,就是新時代的公知。

網路時代的公知跟昔日有什麼不一樣?除了大多比較年輕外,更重要的是臉書這個媒介所造成的特質,我以前多多少少提到過一些,像是現在非常流行酸文、打臉文、戰爆文,這些不只寫起來自己覺得爽,更重要的是這種文章通常是人氣保證。另一方面,當以前的公知在發表意見,心中所設定的讀者或聽眾比較沒有明確的範圍,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大眾化;然而現在的公知大多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觀眾(或者就說是追蹤的粉絲吧)大多是哪幾類人、喜歡什麼口味,因此發言時會特別投其所好,有時候甚至表演給他們看。由是之故,臉書時代的網路公知比以往具有更強烈的個人風格,乃至於往往有一種特殊的人格面具(Persona)。這種情況以往不是沒有,甚至可以說大凡公眾人物都難免要裝模作樣,但是臉書畢竟發文頻仍,而且每一篇文章都關乎人氣與流量,即使只是搞笑或講幾句閒話,也得要小心會不會冒犯到誰,會不會惹來非議,像王丹前陣子就鬧過一次「養狗事件」,雖然後來有新竹市政府發球救援,卻仍然小小瘀青發黑。是故公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說到講話要小心,這就帶到了網路公知跟舊日公知最明顯的不同,那就是「觀測風向」。以往的公知們自負學養與見識,往往想要「改變風向」,即使要觀測、想順風,著眼的也是媒體和政府的風向,因為這是他們權力乃至於收入的來源。現在的網路公知不然,他們的發言權是自己掙來的,是直接得自於粉絲們的青睞,因此可以完全不鳥媒體和政府,甚至還通常站在它們的對立面,以一種為鄉民、為粉絲喉舌的姿態來發表議論,反正現在的媒體多已經是軟骨頭,知道自己的地位江河日下,只要你說話有夠多人聽,不管好不好聽媒體都還是願意報導(講白話點就是記者還是會去你的臉書牆抄出一則新聞),甚至還會希望你可以到他們的平台寫個專欄,大家來個魚幫水水幫魚。網路時代,鄉民才是老闆,而且一切有客觀的量化數據,誰說話比較大聲是一翻兩瞪眼。當然也會有人反向操作逆風而行,其實這也不見得一定沒有市場,畢竟順風那邊搶生意的人多,大紅海和小藍海各有看頭,端看你怎麼操作。

也許有人會問,講了半天,知識呢?既然叫公知,那知識豈不是最重要的「商品」嗎?的確,公知一定要有點學養或專業,尤其是在寫長文的時候,一篇打臉文再怎麼酸或怎麼挑釁,如果通篇都只有情緒性用語的話,很難獲得多方肯定。然而在網路時代,知識其實往往是很廉價的東西,尤其事涉公共意見,很多東西都沒有正確答案,只要講話時綱舉目張就像有了論證,只要曉得用點術語,玩點夾槓,看起來就像有了專業。當然,公知中不乏學有專精的大家,也有人戮力於書寫專業知識,但那只是加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真正一定要懂的,還是怎麼抓住老闆,也就是鄉民的胃口,正所謂吃誰的飯唱誰的歌,你光有專業,寫了一大篇極具深度與見地的文章又如何?有耐心看的人其實非常少。要知道,在網路這個花花世界,我們可以選擇閱讀的東西太多了,我們的注意力和耐心都非常短少,所以一篇文章要紅一定要給人強烈的閱讀動機,這比文章專不專業、充不充實更重要,因此打臉文才會那麼容易傳播。也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像洞見這麼用心的資訊暨觀點平台,文章傳播的效果卻有限,但臉書公知們隨便講個小故事卻可能就有幾十倍的轉載量。

公知公知,需有多少「知」,端看我們「公」的素質。



回到一開頭我引的那些文字,這篇文章談的是網路公知的生態現況,卻沒有講這公式心法到底該如何應用,例如觀測風向,大家多少都知道「丞相,起風了」、「尚書大人還真機靈」這些笑話和背後的概念,但是要怎麼運用就是學問了。太陽花學運後,網路的風向有了明顯的轉變,多少英雄趁勢而起,當然他們大都原本就有起碼的人氣,但在這年餘來卻呈暴漲之勢,箇中自有偌大能耐與學問。我想把這部分放到下一篇文章來談,畢竟那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黑暗兵法」,放在這裡未免有些跳tone了,且待下回分曉。


6 則留言:

  1. 這篇文章真是講到了我的心坎裡,太陽花運動後好多人變成了名嘴,到處宣揚正義,講得好像很有思辨性,如果真的是為了理念的話很好,可是看他們出書、講座、專欄賺的錢卻是賺個不停,讓我想到一部老港片洪金寶說的話:你伸張正義,我順手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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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網路公知以多數民意為依歸,但很多人對於議題沒有足夠的知識,造成就算公知知道怎麼做比較合理,卻因為顧及人氣,選擇避重就輕或試圖轉移焦點,反而又進一步助長民眾的無知,最近流行的「社會觀感不佳」就是一例,即使是沒有道理的批判,講出這一句話就能讓人民覺得心情被照顧到,甚至覺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但有時卻陷入不顧法條的疑慮之中。之前某篇文章也寫過,台灣人民出了爽之外,到底還要什麼?心情舒暢了,卻不願承認自己是造成錯誤的推手,也不想承擔後果,這時候公知出現,適時安慰他們,再把矛頭轉向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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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臉書」?「公知」? 還真的不太清楚現下台灣的電子媒體生態啊? 中時旺旺系統、中國/北美新浪微博系統、中國亞虎奇摩系統。此三者操作輿論手法一致,同個鼻孔出氣。以臉書及Disqus,過濾和中時系統不同立場的留言,已經是常態;躲在新浪微博發言,再透過親中媒體當新聞報,已經是台灣每天新聞來源之一;台灣奇摩最近好一點,之前全是簡體字用戶在發言。中國自去年底改變對「臉書」這玩藝兒的態度,打算反過來利用這東西,推廣網路實名制,再藉審查制度過濾輿論。傻蛋才想當「公知」,「公知」對上政府,尤其是政治不正確的,很容易被暗地清算。當個無名無姓的網路Gipsy,悄悄地改變輿論,又悄悄地離開,才輕鬆自在。 國民本就應有平等的發言權?什麼「搶」發言權啊?記者不敢報的東西,就算你拿著寫滿字的紙板,站在記者攝影機鏡頭前擋著,下午回家打開電視,你的畫面也會被剪光光、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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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現在網路上一面倒批評國民黨和馬英九,而且越有人氣的批評越兇,怎麼沒看到他們被和諧掉?被迫害妄想症真嚴重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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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即時新聞把自由時報打敗了?
      2015/05/28 獨立評論@天下 作者:管中祥

      《自由時報》刊登一則〈中視主播斷層,急挖貧乳主播救火〉報導,引起社會諸多不滿,李艷秋投書感嘆媒體墮落歪風,並提醒「成功的電視記者,要讓觀眾在採訪現場記得你,而不是在播報台上認得你」。沒想到《自由電子報》當晚刊出由同一位記者撰寫的「不爽聊罩杯,李艷秋其實是A書女主角」回應李豔秋的評論。李艷秋原本打算提告《自由時報》社長、總編輯以及撰稿記者。《自由》隨即發表聲明向李艷秋及讀者道歉,並查處採訪記者與相關核稿編輯,李主播因而放過《自由時報》一馬。

      《自由時報》雖然道歉,同時也把記者及編輯推上火線當作祭旗。《自由時報》的記者當然有問題,但除了記者、核稿編輯,負責即時新聞的長官,甚至報社的經營走向與編輯政策,不是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嗎?為什麼媒體出包,總是讓基層的記者與編輯承擔一切?
      一則新聞的產製是相當複雜的過程,得經過記者、採訪主任、編輯、副總、總編等層層關卡。即使是網路即時新聞,媒體裡也存在著各樣的把關角色。新聞的產製是個集體過程,責任也應該集體承擔。
      如果《自由時報》真的覺得這樣的報導有問題,那麼,當記者的前一篇稿子發出前,就應過不了編輯台的關卡。即使過了編輯那關,網路上一篇撻伐之聲,《自由時報》仍不為所動,依然故我。也許記者心裡會覺得:發這樣的新聞長官應該沒意見,就算讀者批評,報社也是不動如山,而且還能賺到點閱率,何樂不為,那就下次再發吧!
      事實上,如果不是新聞組織的「鼓勵」或「默許」,在「唯長官是從」的媒體組織文化裡,隨時隨時地為求生存得顧飯碗的小記者那來這麼大的「自主」空間?只拿基層記者開刀,就像是黑幫出事隨便抓個小弟交差,背後的「大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甚至還回過頭來義正言辭的地指責小弟,《自由時報》的作法實在讓人難以認同。
      《自由時報》不只「認可」了這樣的報導,甚至是「鼓勵」了記者繼續產製同樣的新聞,而這也是組織文化養成的過程。基層記者會從報社編審、獎懲的過程中,觀察風向,了解長官意向,慢慢地發現潛在的工作準則及圭臬,從中找到獲得獎勵或逃避懲罰的生存之道。最後,不需要報社長官作任何指示,媒體的組織文化自然主導新聞產製的走向。
      同樣的,如果閱聽眾對於這樣的報導沒有任何的反應,恐怕會成了建構媒體文化的「共犯結構」。我們不但默許了這樣的內容,甚至是間接「鼓勵」媒體再作類似的報導。因為媒體也會觀察風向,了解觀眾意向,慢慢地形成他們的生存之道。
      或許不少人認為這樣的現象和網路與起、即時新聞浮濫有關。但事實上,「市場小、媒體多」的產業結構,以及過度的市場競爭,導致媒體快速求利,新聞產製便宜行事,才是問題的根源。再加上網路媒體的興起,競爭對手大增,當然會越演越烈。但這並不代表新聞媒體就可以不顧品質,無需層層把關。
      新聞本來就是重視時效性的產品。如果一個事件太晚報導,「新」聞就成了「舊」聞,重視速度本來就是這個產業的特色。但回歸新聞本質,新聞的正確遠比速度更重要,因為觀眾看新聞的目的是要看事實、看真相,而不是要看錯誤、聽謊言。如果媒體只求速度、只要點閱,卻不顧品質,經常錯誤報導,甚至造假,觀眾也會逐漸遠離。
      進一步來看,也不是每則新聞都要求「快」,要求「即時」。即使如此,求「快」之外,還是可以花心力作不錯的深度報導。但,現在的問題是,媒體誤以為觀眾只想看「即時廢文」,把大量的人力、資源投入到即時新聞的生產,但卻不願在基本的查證、品質上好好把關,以致錯誤、無用的「廢文」漫天亂飛,更別說是深度報導了。最後倒楣的不只是基層記者,媒體也失去了社會信任,並且喪失了新聞產品最重要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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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3年1月18日,唐柏橋說:「『公知』在中国是个虚幻的概念,中国根本就没有媒體上所大肆宣揚的那種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中國有的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這些人在專制制度下是遭到打壓的。而那些被媒體捧出來的所謂公知,大多數稱不上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因為他們不僅很少遭到打壓,而且很多還是中共黨媒的熱捧人物。當局不過是想用所謂公知來代替傳統概念上的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將後者的道義資源轉嫁到他們自己認可甚至栽培的人頭上,將長期為民眾的權益奔走吶喊的人權民主人士徹底邊緣化。……其實,他们不過是一群中共精心挑選的、用来冒充社会良知的声音的假冒偽劣品,其目的是搶奪真正的社會良知人士的話語權。……根據媒體對公知的定義,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公知非高智晟莫屬,可是他的名字從來沒有上任何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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